摘要：立足于长期对苏州发展的近距离观察与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深入分析了新经济态势、国家战略叠加、网络状高速交通格局形成以及苏州自身发展转型等多重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对苏州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运用多学科交叉理论，从战略层面提出了五大建议：扩展连接、强化专长、狠抓融合、激发涌现、以人才为第一资源等，以期为苏州抢抓机遇、规避风险，高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苏州，上海，长三角一体化，连接，融合

长期以来，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苏州，在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核心城市上海的一体化发展中始终走在前列，创造出“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等众多典型经验。然而，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长三角内部和苏州下辖各县市八仙过海、各显奇能，在全面对接和积极融入方面不遗余力，共同营造出全新的竞争与合作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轮的一体化是在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国家多项战略叠加、点轴交通体系向网络状高速交通格局转型、苏州自身发展转型等大背景下开展的。这些转型，可能使过去科学合理的角色定位、成效显著的竞争合作模式、明确有利的战略举措彻底过时。因此，苏州在转型背景下要高水平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必须要立足于对这些转型态势在区域硬件设施、软件资源与环境、角色定位、竞争优势、空间格局等方面影响的深入分析与预判之上。鉴于此，本研究系统地研究了新经济变化、区域一体化的规律和国家战略叠加的影响，深入长三角各地和苏州内部各县市、各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研，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借鉴和专家研讨，在全面分析形势变化给苏州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对苏州高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提出了战略层面的针对性建议。

一、连接才是王道——把苏州建设成长三角连接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城市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首先就是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对接开始的。但调研中，部分县市和部门领导对此持有疑义，担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相关制度彻底对接之后，苏州可能会因虹吸效应而被上海进一步夺取高端要素和高端服务市场，造成本地在分工中地位降低甚至对部分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担心并不多余，调研中也发现此类例子，如在太仓、吴江等地的乡镇卫生院很多因为居民都到上海看病而面临客源不足甚至倒闭的问题，苏州的部分高端医疗需求、商贸需求也有被上海隐蔽的效应。国际上典型例子是，日韩等国农业与美国高度一体化后，导致粮食对外依存度过高，影响到了粮食安全。然而，正如反全球化的潮流无法扭转全球化大势一样，人为的消极阻碍连接，不仅不利于苏州在长三角日益联通的巨大网络中占据有利地位，最重要的是可能错失高度依赖连接的新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  

1、连接的必要性

    首先，连接是新经济的必要条件。在新经济时代，最核心的行为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联结在一起。关系和协作，将成为行业根本和规范；个体的价值，由他和整个系统连接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从几个简单的趋势就可以看出高度连接的必不可少：第一，公司的边界将变得模糊，将变成一个个分布式核心，任务通过网络分包给合同商，他们再进一步分包出去，所有的公司，将都会变成了一个个由所有权和地理位置都分散的工作中心所组成的社会，只有那些能够把系统看成统一整体的玩家才能获得回报，没有便捷的网络连接，公司面向全球配置资源就无法实现。第二，灵活制造——需求量更少的商品可以利用更小的机器在更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来，模块化的设备，消失了的常规库存，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使得产品研发周期从几年缩短到几周，这更离不开网络连接。第三，批量化定制——流水线上生产的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产品……所有产品都是按照个人特定需求生产的，但却是按照大批量生产的价格来销售，这当然离不开连接。第四，共同进化的消费者——公司培训和教育消费者，而消费者又反过来培训和教育公司，公司成为共同进化的消费者的俱乐部或用户群，一切的前提是，有高质量的连接。此类例子还可举出更多。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新经济时代，能否广泛、高质量地便捷连接，成为经济成功决定性因子。更重要的是，网络时代经济还有收益递增规律——拥有者，得之；给与者、分享者，得之；先到者，得之。

其次，连接是一体化的核心要义，无法阻挡，只有积极适应并努力抢占有利地位。从本质上看，长三角一体化核心追求是希望实现资源在长三角范围内优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深化分工与合作以提高效率，更加充分地共享外部性等，归结起来主要是规模报酬递增，即能够实现1+1+1+1大于4。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扫除一切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有形、无形障碍。有形的障碍，就是空间的可达性以及交通的时间与空间成本；无形的障碍，就是阻碍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制度壁垒。从国际规律来看，一个城市能够自由连接的空间越大、时间越短，其优化配置资源的范围也就越大，在区域中的地位也就越高。仅以机场为例，赫赫有名的世界城市无不拥有连接全世界的便捷机场，伦敦周边有六个机场，洛杉矶周边有五个国际机场，瞄准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上海也把第三机场筹建提上日程。

2、苏州高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五个连接重点

 连接涉及方方面面，当务之急，苏州要抓住五个重点：第一，推进5G时代信息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和超前布局，加快交通、能源、给排水、环保、应急等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提升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为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条件。第二，加快推动苏州机场和苏州南站建设，升级高铁北站和苏州站，整合沿江港口，打造最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时推动临港、临空、临铁路物流业向供应链管理升级，提升对供应链掌控配置能力。第三，强化内部各板块连接，优化内部各板块竞合关系，延续苏州成功经验，形成弹性分权格局，即能充分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形成上下一盘棋，又能释放基层创新活力，形成创新涌现的良好局面。第四，对标国际一流，狠抓营商环境建设，使苏州成为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最优越的城市，以此吸引高端创新创业要素集聚。第五，强化与长三角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城市的积极连接，不仅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接，更重要的是打通各个条线连接瓶颈，在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等众多领域建立高质量连接，让苏州成为长三角城市系统中连接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城市，也自然就会成为长三角高端人才、高端集聚的城市。

二、胜者通吃——把长板做长成为专才

高度连接之后，人们必然会担心上海以及长三角其它高等级城市对苏州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这个问题无法回避，而且再也不可能通过设置行政边界来阻挡要素流出，唯一的对策就是放弃不具有竞争力的薄弱领域，倾斜配置资源、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特色优势。一旦优势形成，就会形成对特色资源的磁力中心，具有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那么，苏州应重点强化哪些特色呢？主要是三个。

第一，庞大的制造业集群和完善的世界级供应链是苏州最大的优势之一。苏州必须投入战略性资源确保这一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提升，要顺应制造业服务化、两化融合和制造业转移趋势，推动庞大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为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性的服务型制造基地，在批量化定制、灵活制造、数字化制造潮流中夺得先机，占据长三角制造业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环节。

第二，世界级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别人抢不走的苏州特色优势。在廉价空间为王的工业化时代和物质需求为主的小康时代，不管是全国唯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还是灿若群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难以释放应有潜能。如今到了服务经济时代，空间的品质品位成为关键。同时，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也意味着长三角庞大的居民群体的需求已从基本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拥有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的苏州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苏州独有的精致城市、精致生活、丰厚文化资源的价值更加彰显。对于苏州来说，如何化解资源条块分割、重保护轻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转变传统制造业发展惯性思路，将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城市品质品位升级、集聚创新创意人才的核心吸引物，必须上升为城市重大战略。

    第三，拥有打造世界级湖区和乡村的潜力资源是苏州另一特色优势。在创新引领、信息化驱动的产业分布式发展模式下，开敞空间、宜居宜游、特色文化、健康休闲等条件成为吸引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核心资源，因此研发设计类企业有向风景优美的湖区、乡村腹地扩展趋势。类似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及其关联的会展、金融等高端服务功能向知名湖区的集聚也是公认的趋势。苏州拥有70%的太湖水面和近280公里太湖岸线，此外还拥有阳澄湖、金鸡湖、淀山湖、澄湖等众多知名湖泊，环湖丰腴的特色物产、山水景观、历史人文资源得到了长期严格保护，共同形成了打造世界级湖区的坚实基础。苏州的乡村地区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地域风貌、多样化的地产农产品，并且在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已具备了逐渐向城市标准看齐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加剧态势下，苏州必须高度滨湖和乡村空间在新一轮竞争中的战略性资源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和制度供应，面向多类高端人群，建设多样空间，策划多种活动，引入多元主体，配置品质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资源潜力培植成真正的竞争优势。

三、边界最精彩——追求打破一切边界的融合发展

科学哲学家预言，在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机会存在于核心区的认识可能要被颠覆，未来拥有更多机会的地带将是边界区域，创新往往将会从行业与行业，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现实发展也验证了这一预言：大多数创新来自于现有技术的边缘；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往往就是在不同层级的产业融合中产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产生了服务型制造、制造型服务，释放出巨大效益；信息化与制造业融合产生了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以及定制化生产、批量化定制....因此，转型时期，边界最大化，就意味着创新机会的最大化。

长三角一体化拉近了苏州和周边区域的关系，极大地拓展了各种各样的板块边界；信息技术带来的连接，又造就了无尽的边界地带，这都意味着创新机会的增加。苏州要想抢抓这波机遇，将潜在机会真正转化成竞争力，除了在前文提到的尽可能放大与长三角各级各类区域的有形和无形连接，最大限度地增大旧有边界、创造新边界之外，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努力实现打破一切边界的融合发展新态势。

第一，强化融合发展意识。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打破人们心目中故有边界，使区域融合、产业融合、产城融合、产教融合、文旅商融合等等融合发展的意识深入人心，打破一切条线、部门、区块阻隔，把产业、文化、空间、居所、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融合为一个有机系统相互渗透、共建共享、协同推进，最大限度释放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

第二，优化融合发展制度和社会环境。边界通常是现有法律还难以界定的领域，譬如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对现有的税收、用地、监管、统计等等皆带来了巨大挑战，农业服务化过程中对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造成了冲击。因此，必须要变革当前条线分割的监管体系，扫除旧有制度障碍，出台激励政策，为边界地带的融合创新提供最为宽松的制度条件。此外，边界区域也往往集聚着最突破常规的“亚文化”人群，需要培育城市文化中多元包容、宽容失败的风气，给予这类人群最宽松自由的创新空间。

第三，鼓励多样化、多层次融合发展试点示范，譬如苏宿、苏通、苏滁产业合作园等区域融合发展试点，制造业服务化、两化融合、农业六次产业、共享农庄、文旅商融合、产教融合等等试点，带动全社会尽快形成融合发展的有利局面。

四、涌现取代控制——营造最有利基层创新的制度环境

创新驱动时代，去中心化成为趋势，控制已经过时。在国际上著名的创新创意城市，无不追求人口、文化上的多样性，多数本身就是移民城市。以英国伦敦为例，居民来自世界各地，750万人口有40多个民族，说着300多种语言。决策者们不仅不会用统一标尺来减少差异，反而想尽办法促进文化、种族、宗教更加多元化，因为他们深知这种多元的碰撞就是创新活力的源头。同样的，在创新型企业中，也普遍更加强调多样性。人们发现，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放在一起，更容易做出好产品，对高速变化的市场更有适应力。复杂理论的先驱霍兰教授说过，在任何层次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长远的预期是什么，宇宙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优”的理论。唯一肯定的，就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的涌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长三角一体化、自贸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众多的国家战略叠加，使区域中的任何个体城市都面临新的战略抉择。然而，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又伴随着产业等各个领域的创新普遍从跟随创新进入领先创新阶段，使任何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都有可能出现歧路亡羊，使城市在区域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周边城市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除了强调与上海的对接之外，往往都存在迟疑甚至消极对待现象。那么，新形势下，苏州该如何作为？答案是，以涌现取代控制，靠宽松的环境激发基层的创新活力，以百变的创新来适应百变的环境。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通过向下分权、弹性分权，持续不断地放大基层的创新活力。在苏州的市级政府与县（市）政府之间，通过持续不断的向下分权，各个县（市）政府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度，能够根据自身发展条件，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而每个区县的探索又经过市级层面的排名竞争、交流、提炼之后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最终形成因地制宜、你追我赶、相互学习、互动竞争的良性发展局面。在各县（市）与乡镇、村之间，则是一个因时就势的弹性分权关系，既有通过发展权、财权、事权向镇、村下移的分权过程，又有通过村镇撤并、区镇合一、片区化管理等方式的集权过程，更重要的是分权与集权的时机选择与改革任务、发展重点高度匹配。这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弹性模式，高度契合了苏州众多改革领域先导性特点，确保了改革的成功。

为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和众多国家战略叠加带来的复杂性，苏州需要延续发扬长期因时就势弹性分权的成功经验来充分释放涌现的力量。一方面，通过积极的向下分权，赋予从最基层的村、镇到各级各类企业、产业园区、市（区）最为宽松的自由探索权力和资源、空间，把整个苏州变成一个类分布式系统，利用分布式系统的适应力、进化力、自我纠错力和无限性，激发基层创新活力。要充分相信民间的巨大创造力，看看亨通如何从一个偏远乡镇的小作坊一步步整合上海资源、整合日本资源、整合全球资源成长为一个国际化公司，看看永联如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偏远乡村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典范，看看昆山如何在大城市夹缝中自办开发区不断拓展自己的发展舞台.....改革开放的历程让我们相信，只要条件适宜，苏州民间蕴藏的巨大创造力会自发找到苏州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最优位置。另一方面，充分的放权必须与适时、弹性的集权相平衡。正如科技思想家凯文·凯利所说，必须“借由少量自上而下的智慧来矫正大规模自下而上的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愚笨”。为避免分权带来的过度资源耗散、恶性竞争、以邻为壑等等问题，苏州在充分向下放权的基础上，不仅要从顶层设计上做好游戏规则和规范设计，指引基层的竞争创新沿着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前行，还要掌控住战略性的资源和节点，更重要的是要存留弹性集权的灵活机制，确保在战略机会点上能够集聚起和配置好充分的战略竞争力量。

五、以人才为第一资源——做最包容最有温度的城市

服务经济和创新驱动时代，人力资本取代土地和机器成为核心要素。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行政边界障碍被进一步扫除，人才更容易实现用脚投票，向拥有最优越创新创业环境和品质品位的区域集聚。在长三角内部，杭州成为近几年人才流入最多的城市，就与其宽松的创业环境，优雅的人居环境以及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关。当前，长三角各个城市为了抢夺人才，都推出了优厚的人才政策。国际上，各个城市为了面向全球吸聚人才，更多是在城市环境的打造上下苦功。譬如伦敦高度精细地研究了创意人群的各方面需求，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供应、社区文化等等众多领域，贴心打造出创意人才向往的胜地，甚至关注到创意人才中比例较高的同性恋、变性人等的需求，可谓无微不至。

苏州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相对少，人才培养的平台与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相比具有先天不足。吸引高端人才集聚的高端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服务也与上海等地有落差。为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后进一步加剧的人才竞争，苏州必须把人才上升到城市战略高度，以外向型经济时代对待投资商的服务意识来服务人才，从政策、环境、平台三个方面强化人才竞争力。政策上，继续优化人才政策，尤其是针对高端制造、文化创意、乡村和湖区发展等特色领域的人才，制定特色化、针对性的评判标准、激励机制和引进政策，集中资源力争在特色领域的人才政策方面成为长三角最优。在环境方面，无微不至地围绕城市特色定位所需集聚的高端特色人才对创新创业和生活质量的高质量追求，围绕人的生活、人的发展、人的活力、人的福利全面升级的需求，把城市发展由强调生产、财富主导转向追求品质生活、幸福体感上来，从产业、空间、社会民生、文化、治理体系、生态环境各个领域皆实现由补短板、保基本向品质品位升级转型，将满足特色人才需求的生活品质培植为苏州的核心竞争力，打造长三角地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最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平台上，持续强化产教融合、城教融合，继续引入对本地制造业升级、创新创意等特色方向高度关联的专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为城市发展培养源源不断的适用人才。

来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苏南专场暨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学术大会（苏州市推荐成果）